在房山区农村，村一级传达信息的方式除了电话、大喇叭广播，就依赖于村干部挨家逐户通知。在七渡，村干部曾提前通知村民：上游要来每秒800立方米的水。商户按照2006年泄洪的经验判断，这样的水量不至于造成太大威胁，“这个流量离院墙还有3米距离”，但最终的洪峰流量达到了每秒2580立方米，河水奔腾而至。
十渡一带，夏季游人众多。洪区内，村干部对村民逐户走访、通知撤离，却无法一一通知到游客。景区和宾馆方面，直到21日下午晚些时候才通知游客并准备关闭，此时，多处道路已经中断，游客进退两难。
十渡镇防汛办的“抢险队”有20多人。镇政府人士证实，这支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，防汛物资也仅有铁锹、沙袋等基本设备。
到了村庄一级，防汛设备更为奇缺，如十渡镇西庄、前头港等村，所备防汛物资只有沙袋。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上一次镇防汛办下拨物资时，只是2011年配备给雨量监测员的几件雨衣。
村庄一级的防汛救灾，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干部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，但他们大多听命于上级传达。
按照应急预案，当日实时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并持续时，山洪易发的山区就应当开始人员转移。然而多名村干部表示，直到夜间镇防汛办下达指示时，他们才开始组织撤离。
在7月21日，房山全区平均雨量达到281毫米，其中十渡镇平均雨量达到了300毫米，但在拒马河洪峰到来之前，记者走访的西庄、西河、前头港等村，没有一处及时开始人员转移。直到22日凌晨2时，强制撤离才开始。
而乡村避难所普遍阙如。最初，十渡镇西河村村民转移到了高处一个停车场，后发现水量太大，避险处也将被淹，又紧急转移到了更高处的民房、村委会等地。
在十渡镇中心，洪水来临之际，村民们也都是各找出路，有往山上跑的、有往镇政府跑的。“乡村抗洪，就是用我们的土办法。”上述十渡镇政府人士称。
河道堵塞
河道上建房、建堤坝、建景观，最终形成堵塞，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
“百年不遇，再宽的泄洪渠也泄不了这么大的洪水。”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反复强调，这场大雨是天灾。但在南韩继村绿茵小镇居民们看来，瓦井村和绿茵小镇所受的灾难是六分天灾，四分人祸。
两村所在的周口店镇有“石材之乡”之称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人在此从事石材加工。目前，仅在瓦井村就有50多家石材厂，基本沿着瓦井河而建。这些石材厂很多是个体户。有从业者透露，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石材厂都不规范，没有工商登记，没有许可证，一个老板，雇两个工人，从村民那里租一块地就开工了。
为了方便，有些石材厂把边角料随意扔进河道，常年累月下来使河道变浅。记者发现，甚至有一些石材厂干脆在河道上建房，导致河道变窄。瓦井河本并不宽，约三四米，经过多种方式的挤占，窄处仅为一米左右。
绿茵小镇与河堤本有一座围墙相隔，因排洪不畅，当天水流在河道窄处受阻，遂将围墙冲开一个豁口，直奔居民区而去。
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称，去年房山区水务局曾经疏通河道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又被废石材淤堵。
在瓦井河以北，是娄子水河与周口店河，河道也被堵塞，于是三股水流一并冲刷到瓦井村，最终造成了严重灾情。
河道被侵占，是普通现象。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，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，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，平缓的河道边布满鳞次栉比的农家乐、垂钓园。数十米宽的水面，被分割成一块一块。在七渡，一家名为“水上人家”的宾馆筑起堤坝，将拒马河水引流改道，形成景观与垂钓园，而这家宾馆最终也在洪水中损失惨重。
十一渡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介绍，十多年前该村在沿河一侧，均为鱼塘、耕地。但现在，私自搭建的农家乐已成气候。
这些自行修建的建筑和堤坝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，也增加人员风险。7月22日凌晨4时40分，拒马河洪峰通过十渡镇，就在洪峰快到的时候，镇防汛办还在河畔农家乐内找到一个看守的值班人员，紧急将其带离。“不然肯定没命了。”
2010年，河北省涿州市水利局局长白景华就对媒体表示，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。一旦洪水来袭，千年古城涿州将成为一座“不设防的城市”。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科科长靳昕也称，北京段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，连一年一遇的标准可能都不到，“1996年以后再无大水，但一旦来洪水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虽然潜在的危险已为人所识，但是无人对拒马河进行养护，十渡镇政府过去曾不定期为河道清淤，却多次在作业中与侵占水面的农家乐产生纠纷，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。(编注：作为十渡人，偶真没见过，更没听说过十渡政府对拒马河进行过清淤。)
直到今年上半年，十渡镇向房山区上报项目，准备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，对拒马河进行整体清淤，拓宽河道，以便行洪。谁知，还没等项目资金下拨，洪水就先到了。